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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初，上海面臨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好這個遠東第一大都市，成為擺在中共上層領導眼前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時，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經(jīng)驗的中共干部隨軍南下，其中一支代號為“青州總隊”的南下干部，接管了上海財經(jīng)各個部門。

　　擔任總隊長的顧準通過一系列稅收政策，極大地改善了處于危局中的上海財政狀況，還將其改造成為新中國中央政府最大的財源。在改造上海時積累起來的經(jīng)濟經(jīng)驗，也成為日后管理整個國家經(jīng)濟的經(jīng)驗來源，為日后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奠定了基礎。當時擔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稱“青州總隊”的人“個個都是人精喲”!

　　新政府的“人精”們

　　1949年2月前后，華東局從華東財政委員會所屬的財辦機關及其下屬的機構和山東軍區(qū)后勤部抽調了近2000名財經(jīng)干部，作為華東地區(qū)組成的干部縱隊南下，代號“青州總隊”，顧準任總隊長，石英任副總隊長，黃耀南任總隊政委，下分財政、銀行、外貿、商業(yè)、工業(yè)、交通、公用事業(yè)、房地產、勞動工資、農林等十余個大隊，分頭接管上海財經(jīng)各個部門。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徹底攻占大上海，身穿草綠色細布軍裝的中共上海財經(jīng)接管委員會財政處處長顧準已經(jīng)率領他的部下們，來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財政局實施接管。

　　中共地下黨財政局糾察隊長王偉鼎站在門口歡迎他，并把顧準帶到了豪華的局長室。待顧準在辦公桌前坐定后，財政局的地下黨支部書記程子嘉向顧準引薦了靜候在一旁的國民黨上海市財政局長王維恒，接著幾位主要官員上前依次移交權力。

　　在交接中，王維恒私下悄悄地向顧準表明了身份。令顧準大吃一驚的是，眼前這個擁有國民黨少將軍銜的財政局長竟是位老資格的地下黨員，黨齡比自己都長。原來，王維恒早在1925年就已經(jīng)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底，他奉命潛入國民黨軍隊內部。1949年4月，他從臺灣回上海“養(yǎng)病”，按照上級指令，準備策反當時擔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的陳良(陳同時代理上海市市長)，卻陰差陽錯，被陳良委任為上海財政局長兼上海地方銀行董事長。

　　接管一結束，顧準就派人把王維恒秘密送往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并直接與軍管會秘書長潘漢年接上了頭。不久，王維恒的地下黨員身份解密，成了顧準的一名得力副手和親密同事。

　　這支隊伍中的許多人都有過財經(jīng)工作的經(jīng)驗，在整個南下干部隊伍中顯得特別精明強干，即將出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稱“青州總隊”的人“個個都是人精喲!”而當時剛滿34歲的顧準，19歲就寫成了自己第一本專業(yè)書籍《銀行會計》，已經(jīng)是名傾一時的上海灘會計學專家，并在幾所大學經(jīng)濟專業(yè)和會計?？茖W校兼職；后來到了根據(jù)地，很快也顯示出他過人的財經(jīng)才干，這些都是最終被委任以“青州總隊”總隊長的重要因素。

　　顧準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參加了北平“一二·九”運動。1936年2月從北平回到上海，1946年1月調到華東局，先后擔任中共華中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yè)公司總經(jīng)理、蘇中區(qū)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山東省財政廳廳長。

　　經(jīng)濟上的“淮海戰(zhàn)役”

　　當年共產黨接手的上海灘，是一個從未碰到過的爛攤子。新的人民政府剛進入上海灘時，手里沒有一分錢，只是當時陳毅從華東局財經(jīng)委員會借來了一筆錢，才使整個接管工作運轉起來。剛開始工作的第二天，便對外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幣，誰也不曾料到，人民幣進入流通還不滿10天，惡性通貨膨脹就開始上演。人民幣幣值在市場上一路狂跌，從1塊錢銀元兌換100元人民幣，跌到1個銀元兌換1800元人民幣，到6月8日，銀元價格已經(jīng)突破2000元人民幣的極限。

　　如果人民幣在上海灘站不住腳，那就意味著共產黨在上海灘也無法立足。為了挺人民幣，人民銀行曾在6月6日拋出10萬銀元，希望制止住人民幣的狂跌，但這10萬枚銀元竟如泥牛入海，沒聽見一丁點響動就被吸干了，銀元價格巋然不動。

　　6月7日，中共華東局決定采取強硬措施——以武力查封銀元交易的中心場所：上海證券交易所。6月10日上午8時整，華東軍區(qū)警衛(wèi)旅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分乘10輛美式卡車直撲位于漢口路的證券大樓，迅速將其包圍，另有一萬多名工人學生在外封堵。此時，剛上任的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已經(jīng)帶領200余名身著便服的公安人員潛入大樓，外面的包圍一完成，這些公安人員同時亮明身份，喝令所有在場人員“不許動”。大樓里的投機商們頓時呆若木雞，束手就擒。

　　那一天，當場逮捕了238人，抄沒黃金3000余兩，銀元3萬余枚，人民幣1000多萬元。第二天，《華東區(qū)金銀管理辦法》適時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話來說，就是“人民幣從此占領了市場”。

　　銀元風波被壓制下去以后，新政府緊接著就面臨糧食和棉紗的物價飛漲。6月24日，漲價風潮先是從棉紗開始，米價隨后跟上，漲到最高潮時，已經(jīng)是5月底時的13倍之多。

　　而共產黨政府對付漲價的方法是大量調集物資，并同時拋向市場。7月中旬，國營的上海糧食公司向市場拋售的糧食總量，已經(jīng)超過交易總額的36%以上。然而，政府方面這頭拋，糧食商們就那邊囤，拋多少就囤多少，一時間上海的糧價依然有漲無降。

　　但令那些糧食投機商們沒料到的是，他們要對付的絕不是某個商業(yè)公司，而是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有能力迅速調集全中國的資源，而且可以不計成本。這也難怪，這些奸商即使翻遍史書，也找不到在哪一頁書上曾寫過，在中國的歷史上，竟然能有這樣一個有著高度集聚社會資源能力的政府。1949年11月的一個月里，上海市糧食公司拋售的大米總量，相當于8、9、10三個月里拋售總量的350%以上，是8月份的10倍。糧食投機商們終于頂不住了。同時，上海市政府開始采取收緊銀根的政策，征收稅款、收繳公債，公家的錢只能存進國營銀行，不準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yè)貸款。用薄一波的話來說：資本家“這是兩邊挨‘耳光’”，完全失算了。

　　物價就這樣被慢慢穩(wěn)定下來。“當然我們也付出了很大代價。”薄一波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從四川調運大米到上海，運價和糧價差不多，銷售價要是不提高，國家就必須往里貼錢。賠錢做買賣，私人是不會干的。”

　　回收“跑馬廳”等洋場建筑

　　1949年中共面臨的通貨膨脹等問題，不只是發(fā)生在上海，在天津、武漢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發(fā)生著。此時，解放戰(zhàn)爭尚未結束，軍費開支異常浩大。共產黨政府的財政壓力完全可以想象。這時政府可以有兩種選擇：或增加貨幣投放量，或加大稅收額度。12月19日，中共中央財政經(jīng)濟委員會第八次常務會議，討論如何彌補財政赤字的問題。權衡的結果，大家一致認為加大稅收額度是可取的方式。陳云認為：“世上沒有點金術，也沒有搖錢樹，又要解決900萬人的吃飯問題，路可以有兩條：印鈔票或是加大稅收，靠印鈔票這條路，看來行不通。”此時，顧準就曾給中央財委和中共中央寫過書面報告，說：“兩者比較，在可能的限度之內，多收一點稅，比多印貨幣，危害相對較小些。這樣做，工商業(yè)的負擔雖重一點，但物價能得以平穩(wěn)……”

　　這樣，作為上海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的顧準，任務就非常重了。進入上海之初，顧準嚴格遵循“原封不動，先接后分”的財政原則，宣布國民黨政府原有的國稅、地方稅征收方式，暫時維持不變，只取消了“保衛(wèi)團稅”等六項明顯不合理和重復的稅種。舊政府里的稅務人員，除少數(shù)部門被裁撤，并開除了幾十個劣跡斑斑的人以外，其余基本都接收下來安置工作。從6月到8月，全上海的稅收收入相當可觀，征收實績要比國民黨時期高出了好幾倍。到8月底，上海市政府財政已經(jīng)可以做到收支相抵。

　　這時，顧準忽然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建議與時任上海地政局長的王維恒聯(lián)手，用地產稅去回收“跑馬廳”等大批當時由外國人占用、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

　　這些著名的外國建筑，昔日都是些燈紅酒綠的繁華場所。新中國成立以后，客源逐步變得寥寥無幾，經(jīng)營上已難以為繼，加上拖欠的罰單和滯納金的日漲夜高，使那些曾經(jīng)在十里洋場上大發(fā)橫財?shù)耐鈬半U家們苦不堪言，紛紛找到上海地政局專門為這類事務設立的“中華企業(yè)公司”，一面咬牙切齒地罵娘，一面無可奈何地交出地產，抵作稅金。經(jīng)顧準之手先后收回的地產包括跑馬廳(今人民公園)、跑狗場(今文化廣場)、哈同花園(今上海展覽中心)、華懋公寓(今錦江飯店)、法國俱樂部(今花園飯店)、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

　　一個時代的“經(jīng)濟符號”

　　在上海，大一點的商戶都有較為健全的賬簿，完全可以做到依稅計征。所以，顧準所采用的方法是“自報、查賬、店員協(xié)稅”，后來又成立了“特約查賬員”隊伍，針對重點商戶進行“專戶專管”，這其實已經(jīng)是一種現(xiàn)代化的稅收手段了，我們現(xiàn)在所執(zhí)行的稅務管理，基本還是沿用這種方式。

　　上海的財稅對于中央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無論是顧準還是他的后任，中共中央幾乎從來就沒有否定過?！额櫆嗜珎鳌芬粫?，作者引用了一個數(shù)字，那是1950年底的一項統(tǒng)計：當時的上海稅收總額已占全國稅收的22%。

　　1952年2月，上海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拉開了帷幕。顧準作為“五反”運動的負責人，頻頻出現(xiàn)在各種集會場所，指揮和布置運動的進展。然而，到了2月29日晚上，當顧準坐在市府大禮堂里，瞠目結舌地聽到了市委書記宣布：上海的“三反”運動開展以來，已經(jīng)從我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中“捉出了8只‘大老虎’”，顧準也名列其中，而且高居第二的位置。

　　顧準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打擊后并沒有消沉，而開始了對當年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的反思。他大量研讀中外思想史著作，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等名篇。“文革”后，這些著作成為大學經(jīng)濟類學科的經(jīng)典讀物，他一度被海外學術界奉為“20世紀下半葉中國內地思想界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