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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一開始便是凝煉的四個音符，組合出如洪濤海嘯、蒼松勁柏般的旋律，而后的或如微漾潺溪，或如山巒大川，或如圣堂廈宇——無不或震撼、或穿透、或流入——人的內心深處。

　　這是一部讓我心生敬畏的樂曲，猶如我對德國這個國家的感受一樣。聽懂了《命運交響曲》你也許也就理解了德國，這個既誕生了康德哲學卻也孕育了希特勒納粹的國度，既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現(xiàn)代文明卻也引發(fā)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國度。

　　德國甫一誕生便是個矛盾體。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利與弊都被德意志人充分接納，并發(fā)揮到極致。人本主義思潮的傳播，宗教改革、世俗政權的興起，主權國家觀念的誕生，最終推動著德國走向真正的統(tǒng)一。但是，極度的理性卻也暗含著極度的脆弱，猶如一根弦一般，一旦崩解便會引燃狂熱之火，尤其是對日耳曼這樣充滿血性的民族而言。

　　狂熱可分為兩種：極度感性與愚昧而引發(fā)的狂熱與極度理性與智慧而引發(fā)的狂熱。前者，比如中國當代的極端民族主義火焰，我們終究可以以理性來將其熄滅。而后者，卻是由理性之弦的崩解所引燃，比如當年的法西斯主義，此時理性便成了火上澆油的東西，或者說理性已毫無意義可言。

　　我們如何才能扼住理性的咽喉，并且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

　　二

　　貝多芬生活的年代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前期，正是德意志早期的封建割據(jù)國家普魯士與奧地利異軍突起的時期，以兩國為主體組建了德意志聯(lián)邦，德國正處于走向真正的統(tǒng)一、建立民族主權國家的前夕。歷經(jīng)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洗禮，日耳曼人已經(jīng)具備了足夠的思想覺悟。人們唾棄支離破碎的封建割據(jù)，盼望主權國家的統(tǒng)一，尋求個體權利的保障機制與群體歸屬感。

　　當時，黎明前夕的德國——包括整個歐洲——都處在一種焦慮當中。這是一種理性與理念、覺醒與覺悟、個體與群體、公民與國家、權利與權力的焦慮——《命運交響曲》所展現(xiàn)的，便是這樣一種復雜的焦慮感。它高揚的是人類文明的旗幟，挑戰(zhàn)的是上帝的神威。它暗暗標示著理性之弦的愈加繃緊，一觸即發(fā)。而它的極限，便暗含在了貝多芬最后的巔峰之作《合唱交響曲》中了。

　　依然地大氣磅礴，依然地華麗絢爛，依然地憾動人心，依然地意蘊深遠——《合唱交響曲》所展現(xiàn)的，既是貝多芬登峰造極的音樂才賦，也是這位終生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音樂家內心的——理想國。交響曲第四樂章別出心裁的人聲合唱《歡樂頌》，無疑是他向這似乎即將到來的“理想國”的獻禮。音樂家滿懷欣喜地告訴我們，歡樂是靠我們自己爭取來的，而非上帝的恩賜，歡樂一定屬于我們！

　　沉浸在歡樂中的人們并未預知到，理性之弦行將崩解，悲苦將籠罩大地。唯有靜居鄉(xiāng)村的哲學家康德發(fā)出了質疑的聲音：“現(xiàn)象界是妄非真，而德性就是力量，實踐理性的自主所導向的德性的圓成才是生命的超越之路，才能真正實現(xiàn)人類的大自由。”康德已經(jīng)預知到了人類過度標榜自身之理性的后果，并且指出了一條“超越之路”。但這諄諄之言在當時是多么地不合主流之拍(用當今中國的時髦話語說就是多么的不和諧)，終被狂歡的人們所忽視。

　　三

　　貝多芬之后，德國音樂史上出現(xiàn)了一對交相輝映、相反相成的雙子星：瓦格納和勃拉姆斯。

　　十九世紀，“理想國”的制度根基已在歐洲確立下來，但人們卻并未真正享受到多少歡樂，歐洲大地上沖斥著紛爭、反復、混沌與惶恐，隨之而來的便是理性之弦在整體范圍內的趨向崩解。但終還是有少數(shù)理性與理念的掌控者，比如瓦格納和勃拉姆斯。

　　兩位音樂家都深受自己的前輩貝多芬的影響。瓦格納的歌劇承襲了貝多芬作品的大氣與絢爛，卻更加激情與張揚。勃拉姆斯的交響樂則更直接地繼承了前輩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人道主義的精神，卻更顯出溫情與圓熟。瓦格納除了是個音樂家外，還是個革命的踐行者。他積極入世，緊隨時代，親身參與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甚至拿起武器與敵人戰(zhàn)斗，后流亡國外，待德國共和政權鞏固他重返祖國時，他已譽滿天下。博拉姆斯則于低調中終生沉浸于藝術創(chuàng)作中，退避三舍，悠然南山，以溫情脈脈的態(tài)勢將自己的理念融入作品，融入聽者的心底。

　　當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所宣揚的人類理性，已走上一條勢必崩潰的不歸路，瓦格納與博拉姆斯是少數(shù)能自主而自我地扼住理性之咽喉的人。由于大勢已定，根本的前途脈絡也已明晰，所以他們已沒有了貝多芬的滿心焦慮，而是——瓦格納更富于激情，是理性的激情化，這可溯及至黑格爾。博拉姆斯則斂于溫情，是理性的溫情化，這可溯及至康德。

　　當理性之弦崩解之際，真理喪失了本初之意義，人們失去了理念作支撐，那些極少數(shù)能夠掌控理性與理念的人，便在混沌中擁有了巨大的能量。他們可以成為上帝與英雄，或者創(chuàng)造出上帝與英雄；也可以成為撒但與梟雄，或者創(chuàng)造出撒旦與梟雄。一切都只在一念之間。

　　四

　　很不幸，瓦格納走上了后一條道路。他和他的作品極力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宣揚統(tǒng)治世界的訴求，充斥著種族仇視、反猶太的情結。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痛心于德意志支離破碎的費希特和黑格爾，分別提出了民族精神學說和國家學說。德意志人在“民族”、“國家”的旗幟下，以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等前賢所創(chuàng)立的現(xiàn)代政治理論的指導下，經(jīng)過不懈的努力，終于贏得了國家的統(tǒng)一和主權的獨立。貝多芬的作品在焦慮和歡樂當中，已明顯表現(xiàn)出了時人將這些精神推向負面的傾向。直至瓦格納，德國的統(tǒng)一和強大讓他可以肆無忌憚地將民族和國家學說推向極端，同時代的尼采也可以豪情萬丈地高呼：上帝死了！世界沒有上帝，假若有，我又怎能容忍自己竟不成為上帝！

　　加之當時各國內部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動蕩，發(fā)展中的資本主經(jīng)濟遭遇陣痛，以及復雜的國際政治局面，這一切都昭示著理性之弦的完全崩解。狂熱之火已經(jīng)引燃，一切都已注定。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應運而生”，昭示著二十世紀勢必是個多災多難的時代。

　　馬克思所表現(xiàn)出的徹底唯物主義的冷峻立場、對康德與黑格爾的承襲與詬病、對當時資本主義弊端的透徹分析、對“共產主義烏托邦”全面而細致的描畫，以及他堅定的暴力革命觀念、一元化的政體理念、極富鼓動性的革命號召和誘人的革命前景描述，還有他那一套被他的徒子徒孫們當作了不倫不類的、庸俗至極的“相對主義”來用的哲學辯證法理論——這一切都使馬克思和他的學說具備了溫情與激情的雙重面目，也決定了共產主義學說的鼓動性、偽裝性、誘騙性、善變性、殘酷性、破壞性和頑抗性等等被后世應驗了的特征。法西斯主義可在血的代價面前被一指戳破，使人們幡然醒悟，而共產主義則在溫情與激情的雙重面目掩蓋下，繼續(xù)興風作浪。

　　五

　　傷痕累累地走出二戰(zhàn)硝煙的歐洲，終于明確地選擇了回歸，回歸上帝，回歸康德，回歸人權宣言，回歸憲法政治。人們重拾康德所贊嘆所敬畏的兩樣東西：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他所構想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也成為了戰(zhàn)后歐洲一體化運動的理論根基。

　　普遍立法，意志自由，人是目的——這皆是世間最基本的律令法則，是無需理智推演的發(fā)乎人之內心的“宇宙與神啟示于人的律令”。最明顯的例子，世俗法條規(guī)則中有眾多的“當然”條款，它們往往是我們的理性邏輯所無法推演的。而之所被人們“當然地”接受，追根溯源，因為它們皆是以世間最基本的律令法則為根基而建立起來的，是抽象的人內心的道德法則外在的具體化。比如美國《獨立宣言》在規(guī)定公民的基本權利時，將公民對這些權利的享有視為是不證自明的。

　　頭上的燦爛星空則“時時告誡我們人的渺小與無知，讓我們體會自身的渺小，感悟現(xiàn)象界的短暫；仰望蒼穹，造物主的博大啟示物如的了義，引領我們接近天地的大光明，證會生命的真諦”——“吾人乃以造化所賜的智的直覺體證心靈中的道德律，躬自踐行，以意志的自主從自然走向自由。”

　　歷盡磨難與教訓，我們終于在誠惶誠恐中扼住了理性的咽喉。但溫情與激情也并未消失，與理性崩解時理性的溫情化與激情化恰恰相反，現(xiàn)在則是溫情與激情的理性化。溫情的理性化體現(xiàn)在哪里？體現(xiàn)在甘地身上，體現(xiàn)在馬丁·路德·金身上，體現(xiàn)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激情的理性化體現(xiàn)在哪里？體現(xiàn)在議會里的唇槍舌劍上，體現(xiàn)在暴君薩達姆的被依法處決上，體現(xiàn)在歐洲緩慢而堅定的一體化進程上。

　　梳理至此，只希望能于我們有所借鑒，能讓我們看得更清晰——仍受奴役、仍然狂熱的東方，也終要扼住那理性的咽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