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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世襄已然失落的祖居北京芳嘉園，在王世襄捐獻了畢生收藏的明清家具的上海博物館，在王世襄現(xiàn)在居住的儷松居，消磨了一個時代的隱秘。

　　風雨。芳嘉園

　　芳嘉園像臺停擺的老座鐘，靜默在記憶的刻度上。

　　—北京東城，獨門四合院，四層院子，四進房屋；兩棵海棠，一棵核桃，滿墻的薔薇、藤蘿和葫蘆垂下屋檐……它們曾一道構(gòu)成芳嘉園從不凋零的四季。

　　—自始至終，這座北京城中再尋常不過的四合院，始終恪守沉默的姿態(tài)，卻博得顯赫聲名。從1957年開始，畫家黃苗子、郁風夫婦，漫畫家張光宇一家，都應(yīng)芳嘉園的主人王世襄之邀入住。方寸的院落中，還常年盤桓過沈從文、聶紺弩、葉淺予、啟功、黃永玉的身影，一座尋常的小院，在寂寥長夜中曾以流螢之光灼亮過那一代文化人干涸的瞳孔。

　　對于素昧平生的芳嘉園，我只能動用這些過于籠統(tǒng)而粗糙的單線條描述。

　　因為當我開始尋找芳嘉園的時候，只看到遙遠的暮色被有機玻璃反彈回天空，跌進厚積的云層底部。我們的時代像一把遲鈍的水果刀，拙劣而又迅疾地，剝離傳奇，割裂記憶，留下些齒輪般慘烈的傷痕。在傷痕之上，供奉著林立的樓宇，恰如一茬茬的荒草，將芳嘉園的過往迅速地淹沒在腳下。

　　1914年，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為家族購置芳嘉園，不久，王世襄在此出生。除了求學、工作、外出考察、下放，王世襄84歲之前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這里度過。

　　王氏家族為官宦世家。高祖王慶云入傳《清史稿》，為翰林，任陜西、山西巡撫，四川、兩廣總督，工部尚書；伯祖王仁堪為光緒三年丁丑科狀元，任鎮(zhèn)江知府，在慈禧太后不顧國難斥重金修頤和園時曾上條陳力阻；祖父王仁東任內(nèi)閣中書，江寧道臺。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則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語，長期擔任外交官，一度擔任墨西哥公使，并兼理古巴事務(wù)，后來還出任北洋政府國務(wù)院秘書長。不過，王世襄的人生與母親的家族卻有些許重合，王世襄的母親金章是著名的魚藻畫家，大舅金北樓為北方畫壇領(lǐng)袖，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崖則是竹刻家。

　　然而，少年時的王世襄卻偏離了父母家族的所有預(yù)想，“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yè)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挈鷹逐兔，

　　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與所有晚清遺少、紈绔子弟并無二致。盡管王世襄吟詩作賦文采飛揚，又自幼諳熟英文，在中西文化之間皆游刃有余，卻始終”玩物喪志“，甚至進燕京大學讀書后仍無改觀。他每日擎鷹打獵，樂此不疲，還揣著蟈蟈葫蘆上歷史課，被老師鄧之誠逐出教室。

　　1939年，王世襄的母親去世，使他深感有負親人期望，開始發(fā)奮讀書，然而，兩年后，哈佛燕京學社選派研究生赴哈佛留學時，歷史系系主任洪業(yè)還是否決了對“劣跡斑斑”的王世襄的提名。洪業(yè)告訴王世襄，你精力過人，但是一向不務(wù)正業(yè)，近幾年雖然大有改觀，但是能否堅持下去仍未可知。選派留學生是大計，不能派未知數(shù)去哈佛。王世襄聽后深以為然。

　　從燕京大學畢業(yè)后，王世襄接受梁思成邀請加入中國營造學社，赴李莊考察、研究古建筑，開始進入“正途”。1944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成立“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次年，委派王世襄回北京追查戰(zhàn)時被盜賣、私藏的文物。10個月后，王世襄交給故宮博物院一份冗長的文物收繳文物名單，其中赫然有德國人楊寧史盜賣的240件青銅器，末代皇帝溥儀在天津張園保險柜里私藏的千余件文物，美軍德士加定少尉非法接受的日本瓷器，海關(guān)移交的德孚洋行盜賣的文物，此外，王世襄還協(xié)助故宮博物館收購了大量珍貴的藏瓷，搶救了長春存素堂絲繡。1946年7月，一紙新的聘書將王世襄請進故宮博物院，出任古物館科長。如果不是后來突如其來的變故，或許王世襄將就此埋頭于故宮的文物典藏之中，皓首窮經(jīng)，成為一位遵循傳統(tǒng)套路的研究家。

　　然而，1952年的“三反五反”傷害了王世襄，也無意中成就了王世襄。他在戰(zhàn)后追還國寶的功績，卻被扭曲為污點，王世襄被誣陷貪污文物，關(guān)押在東岳廟，“逼供信，窮追猛打，疲勞轟炸”，此后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王世襄始終苦中作樂，坦然受之。然而，令他不能接受的，卻是故宮博物院未經(jīng)調(diào)查即將他除名。盡管王世襄被平反后，故宮博物院多次邀請他回去，他卻執(zhí)意再也沒有踏進那間辦公室。這雖使王世襄無從親手摩挲那些浩如煙海的文物，卻也促成他轉(zhuǎn)向一般研究大家刻意回避的所謂“小學”。王世襄童心復(fù)萌，騎著自行車到處收集舊家具、竹刻、鴿哨，直到有一天，芳嘉園中已經(jīng)放不下他的收藏。

　　院子中的一棵海棠老死了，王世襄將樹身鋸掉，留下樹樁，擺上一塊巨大的青石板，便成為庭院中的一張?zhí)烊坏淖雷樱c友人品茶言歡?；h笆和葫蘆架被人們強行拆除，滿墻的薔薇、葫蘆被斬斷，王世襄從干校回來，默默地將它們重新架起來，翻新了土，撒下種子。他甚至還“冒險”把論文《說匏器》送到《文物》編輯部，樂呵呵地四處呼吁重新種植葫蘆，不要讓這種中國特有的植物絕種，“我和外國植物學家談過，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會在模子里長大，還有花紋圖案。其實清代宮廷里大量種植，是中國的特創(chuàng)。”

　　此后，經(jīng)過王世襄之手得以正名的中國器物、傳統(tǒng)工藝不可勝計，明清家具、火繪葫蘆、竹刻、漆器、鴿鈴，乃至馴鷹、養(yǎng)狗、放鴿、養(yǎng)蟈蟈、斗蛐蛐，這些曾被認為偏門的民俗與藝術(shù)，都借由王世襄的系統(tǒng)整理分析，得以升堂入室，成為當代“顯學”。并且，它們不僅填補了學術(shù)界的空白，更復(fù)原了傳統(tǒng)民俗工藝，甚至救活了包括明清家具制作在內(nèi)的諸多產(chǎn)業(yè)。總是在收藏與研究中劍走偏鋒的王世襄，屢屢妙手回春，成為學界獨特的權(quán)威。

　　權(quán)威的臉譜后面，深藏著王世襄純樸的情感與始終未泯的童心。老一輩翻譯家楊憲益曾贈詩給老友，末句“蛐蛐蟈蟈雖細物，令人長憶舊京華”，素面勾勒，又別是一番悲愴。誠然，年邁的王世襄依然對諸多玩物無法釋懷，譬如蛐蛐，他自稱，“有一根無形的線，一頭系在蛐蛐翅膀上，一頭拴在我心上，那邊叫一聲，我這里跳一跳。”老友黃苗子則記得，有一年嚴寒，王世襄到黃苗子家，脫下罩褂，人未落座，先小心翼翼地從棉襖里摸出一只親手火繪的葫蘆，在那個人人噤口的年代，蛐蛐的叫聲頓時充盈著整個房間。原來，王世襄一路上都把它捂在懷里暖著。與王世襄一樣遭遇坎坷的黃苗子，感同身受地對老友慨嘆：“你懷里的蟈蟈，比你一生幸福溫暖。”事實上，王世襄用體溫溫暖過的歷歷舊日京華，民族的前世今生，都比他的一生更幸福溫暖。

　　似乎沒有什么能壓倒王世襄的脊梁，不僅因為曠達之心使他終究榮辱不驚，更因為他始終生活在只屬于他的那個時代，那個奇人、名士、大家縱橫的“舊京華”。只不過，人世的代謝已沖散記憶，王世襄頑強地成為最后的證據(jù)。

　　然而，1998年，王世襄還是搬離了居住了84年的祖居芳嘉園。彼時，滿墻的薔薇、藤蘿和葫蘆都已無跡可尋，那些意氣風發(fā)、宴飲酬唱的人影也被光陰稀釋。只有房管所分配來此居住的老鐵匠以日夜不息的打鐵聲，為王世襄餞行，一聲聲拙劣刺耳的催促，喧賓奪主。

　　世傳。博物館

　　1946年，王世襄向結(jié)識僅一年的收藏家張伯駒借陸機的《平復(fù)帖》鑒賞研究?！镀綇?fù)帖》作為中國存世最早的書法作品，價值連城，張伯駒幾經(jīng)輾轉(zhuǎn)才從道光皇帝的曾孫溥儒手中以重金購得。王世襄滿以為一窺都要頗費周折，不料張伯駒卻滿口應(yīng)允，還慷慨地說：“你拿回家看去。”《平復(fù)帖》因此得以在芳嘉園床頭的一只樟木小箱里藏了一個多月。

　　幾年后，張伯駒將《平復(fù)帖》連同存世最早的山水畫—展子虔的《游春圖》，一同捐給故宮博物院，當仁不讓地成為鎮(zhèn)館之寶。然而不久，張伯駒便被打成右派，曾經(jīng)一擲千金的收藏家此后窮困潦倒。然而，張伯駒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文革風潮仆起，王世襄開始擔心自己的收藏被糟蹋，居然靈機一動，主動邀請文物局的紅衛(wèi)兵來抄家。他知道文物局的紅衛(wèi)兵有專業(yè)知識，識貨，運走文物時一定會加倍小心。一切正在王世襄意料之中，這些文物不但毫發(fā)未損，文物局的紅衛(wèi)兵還主動出面保護文物，阻止別人靠近破壞。

　　王世襄舒了一口氣，開始在人們的觀望中進行新一輪跋涉。鄰居們時常見他蹬著三輪車走街串巷地搜集舊家具，甚至跑到偏遠山區(qū)，連除夕夜都不回家。芳嘉園的房子被分配給更多人，王世襄便縮回一間漏雨的小屋，將數(shù)十件形態(tài)、大小各異的明清家具塞滿狹小的空間。兩個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黃苗子專門為這張?zhí)厥獾?ldquo;大床”寫了一副對聯(lián)—“移門好就櫥當榻，仰屋常愁雨濕書”，橫批—“斯是漏室”。

　　到了1980年代，人們又見已屆古稀之年的王世襄天天將家具搬進搬出，還四處登門借古家具，送到專門的攝影處，在地上鋪滿白紙，將家具擺上拍照。沒人能理解王世襄這樣做究竟有什么意義，直到有一天，橫空出世的鴻篇巨著《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賞》，將王世襄推向世界研究界和收藏界的泰斗天極。

　　1998年，面對芳嘉園嘈雜的環(huán)境，拆遷的傳聞，囊中羞澀的王世襄最終與香港商人莊氏達成協(xié)議，后者以200萬元的超低價格購得王世襄珍藏的明清家具，并按照協(xié)議內(nèi)容，全部捐獻給上海博物館。王世襄以畢生精力、財力收集的80件明清珍貴家具，自此與他天各一方。在與王世襄遠隔一千多公里的上海，據(jù)說，許多曾到芳嘉園拜訪過王世襄的朋友都會在明清家具館流連不已，他們進入展廳便會下意識地聯(lián)想起某件家具曾擺在芳嘉園的哪個位置，甚至依稀嗅到當年在王世襄寒冷的小屋里，漸次蒸騰起的爐火的氣息。

　　張伯駒與王世襄，三次捐獻，遠隔半個世紀，它們之間也并無實質(zhì)的關(guān)聯(lián)，卻足以使我們洞察那個時代的內(nèi)心。所以，當我坐在上海博物館四樓走廊的長椅上，透過建筑的玻璃穹頂拼湊出的虛擬星空，望向頭頂真實的天空，才終于知道，歷史著實吝嗇，那樣的整整一代人，才足以成就這樣的一個傳奇。

　　體溫。儷松居

　　電視機照例擱在中央五臺體育頻道，王世襄從榻上坐起身，努力地打量我們。老人一只眼睛已經(jīng)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失光嚴重，可是他仍然固執(zhí)地癡迷于捕捉電視機里那些迅疾變幻的身形。

　　門旁供著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的遺照，一面墻上，懸掛著她在1996年為王世襄制作的刻紙《大樹圖》。地上則堆滿各種紙箱，箱身以毛筆字分門別類。

　　這套居所得來不易。王世襄捐出珍藏的明清家具后，從報紙上看到迪陽公寓的售房信息，馬上騎自行車前往咨詢。不料，售樓處的工作人員看到這個穿著簡樸的老人，認為他肯定買不起高檔住宅，先將他晾在一邊，后來又百般盤問他是否是代別人來買房的。直到一位售樓小姐無意中聽到王世襄的名字，覺得耳熟，打電話向做過古玩生意的爺爺詢問，才知道眼前的老人的真實身份。

　　王世襄在我們對面坐下，開口講話，思路清晰，決不拖泥帶水。皺紋迭起的雙手不斷地伸向案上的某一本書，信手翻到一頁，便如數(shù)家珍地開始描述。多年以來，王世襄“搶救”了諸多瀕危的中國傳統(tǒng)民俗文化，幾乎從無敗績。然而，如今，鴿子是他唯一的牽掛。他在多年前便為鴿鈴寫出《北京鴿哨》(Beijing Pigeon Whistles)，為鴿子編寫了《明代鴿經(jīng).清宮鴿譜》，卻依舊無從挽救中國觀賞鴿日漸消亡的命運。

　　王世襄回顧自己的鴿子情結(jié)，早在兒時就讀北京美僑小學時，“一連數(shù)天作文篇篇言鴿。教師怒而擲還作業(yè)，叱曰：”汝今后如再不改換題目，不論寫得好壞，一律給P(Poor)‘。入燕京大學，劉盼遂先生授’文選‘，習作呈卷，題為鴿鈴賦，可謂故態(tài)復(fù)萌。今年逾古稀，又撰此稿，信是終身痼疾，無可救藥矣！“它橫亙在他內(nèi)心近一個世紀，像他的每一種單純的熱愛一樣，真切而豐富。

　　沈從文曾憶及北京的“十種聲音”—“小羊號，磨剪刀的，算命的，小堂鑼，賣羊頭肉(聲音非常陰暗)，人面餑餑，騾子叫，晴天放鴿子的鈴聲，小鐵匠吹打……可以充分點綴出‘冷’的景象。”鴿鈴聲是其中唯一介于俗與雅之間的聲音。如今，中國觀賞鴿，卻已漸次消失在中國的天空中。鴿子并不是“舊京華”的唯一證據(jù)，它只是默然地隨著萬千證據(jù)一道，逐一消失，直至無從找尋。

　　那個下午，我坐在王世襄先生對面，仿佛在與一個古老的時代之子對弈。那些光陰的碎片殘留在錄音筆里，如同室內(nèi)四散爆裂的粉塵，成為唯一可以確信的真實。與老先生告別后，我為他關(guān)上家門，便將自己重又關(guān)在“舊京華”的門外，那個時代的門外。

　　然后，我一下子便絕望地釋然了。

　　王世襄與他的“舊京華”，注定只能止步于我的想象邊緣，想象而無從觸摸，臆測而無從理解。我既未經(jīng)歷，更無切膚之痛，至多只能以繁縟的辭章堆砌起仿古的紋路，越是看起來足以亂真，便越失真。

　　我想起1938年，遠避海外的林語堂放棄了翻譯《紅樓夢》的宏偉計劃，轉(zhuǎn)而開始用英文寫作小說《Moment in Peking》。1941年，小說的中譯本由春秋出版社出版，題為《瞬息京華》，在后來的譯本中，《京華煙云》取代了它，成為更為耳熟能詳?shù)臉祟}。

　　瞬息京華，仿佛一語成讖。而煙云過眼，也無非是瞬息的斷點。我們怎么可

　　能抓緊瞬息？—瞬息的覆水，瞬息的流沙，瞬息的夢境，瞬息的上：王世襄少時玩鷹留影下：“文革”中，王世襄在干校放牛

　　京華。

　　誰家風鴿斗鳴鈴

　　口述：王世襄采訪：張泉

　　……陽春時兮繁花敷，秋風起兮庭芳蕪。

　　歲月邁兮將何如，懷伊人兮天一隅，日登樓兮望云衢。

　　安得飛鈴至，惠我尺素書。

　　——王世襄《鴿鈴賦》

　　現(xiàn)在的年輕人就知道兩種鴿子：一種灰色的，是信鴿；一種完全白的，是美國培育出來的，肉鴿，長得快，吃貨。

　　事實上，能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鴿子，是中國觀賞鴿，源遠流長。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鴿，嘴已經(jīng)變成短的品種，說明鴿子已經(jīng)開始家化。再舉一個證據(jù)，徐州出土的東漢玉鴿，是大鴿子喂小鴿子的形象，這說明，鴿子已經(jīng)家養(yǎng)了，在廊上就能看到。歷代的詩歌、小說里都講到鴿子，作戰(zhàn)用鴿子，南宋皇帝熱衷于養(yǎng)鴿子還被人嘲笑，說徽欽二宗都被俘了，你還有心養(yǎng)鴿子。古代許多著名畫家都畫過鴿子，像黃筌的《金盆鵓鴿圖》，帶著一點園林的景色，牡丹旁邊，鴿子洗完澡，特有生氣——現(xiàn)在公園里看不到這種情感。后來，明朝有《鴿經(jīng)》，清宮有四部大冊頁，畫苑的領(lǐng)袖蔣廷錫畫的工筆畫，畫了很多鴿子，很真實，他是郎世寧畫派的，寫實風格，不是寫意，這要是齊白石刷刷幾筆，就什么也看不出來了。

　　從前，北京城都是平房、胡同，養(yǎng)觀賞鴿很普遍，是一種必不可少的陶冶性情的活動，鴿市也很熱鬧?？墒?，觀賞鴿從1950年代開始慢慢地消沉了，逐漸被國外的信鴿代替了。

　　中國鴿子的特點在哪？全世界的鴿子都沒有中國鴿子那么講究。頭上什么樣，眼睛、眼珠什么樣，什么地方應(yīng)該有什么樣的羽毛，什么地方一根也不能有。外國的所謂觀賞鴿，千奇百怪，簡直不合規(guī)格，難得幾個好品種，還和中國的品種有關(guān)。中國的鴿子之所以能夠合乎規(guī)格，都是經(jīng)過上千年的培育和關(guān)注才流傳下來的。我覺得這很重要，不能在我們這一代消亡了。

　　大約20年前，我感到鴿子越來越少了。那時還有點胡同，沒有拆成現(xiàn)在這樣?，F(xiàn)在都是高樓了，鴿子一飛就看不見了。我們不一定非要和城市搶地方，要保護鴿子，在鄉(xiāng)下養(yǎng)也可以嘛！

　　那時我就想，應(yīng)該宣傳鴿子，請了一位攝影師，一起到鴿市去拍鴿子。誰知道，拍照時居然找不到好鴿子了，我更加覺得問題嚴重了。后來買了故宮的四部大冊頁的片子，我就把它編成圖譜，也就是清代宮廷畫的鴿譜，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中國觀賞鴿的重要性。我用五年寫完這本書，可年輕人不看。后來我在《北京晚報》上開了個專欄，看的人才多一些。一些熱心的年輕人還建了網(wǎng)站，專門介紹鴿子，已經(jīng)有四千多人參加—其實，這本書里鴿子的品種還不全哪，而且也有不合乎講究的，有好有壞。

　　我給電視臺提過意見。有個節(jié)目，畫面上先是大好河山，然后升國旗，遠處長城，飛來一只鴿子，一看，就是一只白的食肉鴿。代表中國形象，為什么不能用中國觀賞鴿呢？

　　我曾給溫總理寫信，反映鴿子現(xiàn)在的狀況，應(yīng)該保護這個物種。我覺得，我們應(yīng)該在天安門、中山公園和太廟養(yǎng)一些中國觀賞鴿，飛起來就會圍繞廣場轉(zhuǎn)，不會到別處去，不像外國的觀賞鴿討厭，老在腳底下跑，到處拉屎，成了災(zāi)了。中國觀賞鴿還能戴不同的鴿哨，以不同的顏色一隊一隊地飛起來，合在一起，表示民族大團結(jié)。那就變成中國獨一無二的景致，全世界的人來北京都會看中國的鴿子。

　　溫總理三天之內(nèi)就親自用毛筆給我回信，表示很贊成。

　　我本想呼吁，在奧運會開幕式時放飛一群中國觀賞鴿，多好啊—那時想得簡單了一些。我有個美國朋友，世代都是富翁前十名，他聽說后跟我說他想贊助，我沒答應(yīng)，中國觀賞鴿還用靠外國人贊助？后來，我給全國的園林部門寫了幾十封信，勸他們適當養(yǎng)一些中國觀賞鴿，沒幾個回信的。

　　現(xiàn)在中國觀賞鴿越來越少了；河南、河北、新疆、山西，鴿子種類多一些；廣東、福建就沒有了，那里明末清初時講究賽鴿，賭鴿子，觀賞鴿早就絕跡了。我覺得當務(wù)之急是提倡養(yǎng)鴿子。至于養(yǎng)鴿子的方法、訓練的方法，都是后話。首先是保護，避免絕種的危險。

　　我10歲就開始養(yǎng)鴿子，后來斷斷續(xù)續(xù)出國就不養(yǎng)了。老舍在《正紅旗下》寫過鴿子，我和他很熟，但他寫的不是很能代表北京鴿子的典型形象。

　　現(xiàn)在我自己沒地方養(yǎng)鴿子，也沒精力養(yǎng)鴿子了，連鴿子毛也沒有，我只能盡力呼吁。我希望你們媒體能多宣傳宣傳，至少不要讓觀賞鴿這種中國特有的物種、特有的文化，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絕種。這是我現(xiàn)在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