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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標志性建筑國際化的趨勢，圖解了它對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強烈訴求，它塑造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性格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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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7月，意大利著名的建筑、

　　藝術、設計雜志domus的國際中文版創(chuàng)刊，從那一期開始，我主持了一個名為“與中國有關”的系列訪談欄目，轉眼已經周年。

　　這一年來的十幾個受訪者不僅有內地的張永和、馬清運、王澍等建筑師，也有謝英俊這樣的臺灣建筑師，奧戴爾·黛克(Odile Decq)、承孝相等外國建筑師，以及徐冰這樣的藝術家。唯一破例連續(xù)刊載兩期的，是日本建筑師磯崎新的訪談。

　　那次訪談長達五個小時，從日中建筑與文化傳統(tǒng)一直談到中國當代城市與建筑設計，聊得很是盡興、開心。記得我曾經提過這樣一個問題：“磯崎先生一直對現(xiàn)實有著強烈的關注，是一個作為知識分子的建筑師，對您來講，‘未建成’不僅是超出了一般‘功利’意義上的設計，更表達了對城市現(xiàn)實的某種深入關注、批判與建構。這一點不僅在您身上，也在包括丹下健三、黑川紀章、安藤忠雄等在內的幾代日本建筑師身上都有所體現(xiàn)，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磯崎先生的回答是：“在一個社會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時刻，肯定需要一個運動、一種力量來推動，對那時的日本來說，就是東京奧運會和大阪的萬國博覽會。當時國家的變化是政府推進城市/建筑發(fā)展，在操作中又需要建筑師來具體表現(xiàn)，比如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時，體育館的設計找到了丹下健三，也就是說給了建筑師從社會角度去考慮和提出自己的見解的機會。當時丹下健三做奧運體育工程設計的時候是50歲，50歲作為一個建筑師來說是非常年輕的時代，然而當時的政府能夠重用他，讓他通過一個建筑就產生了非常大的國際影響。在這之前的十年，我一直是跟著丹下先生的，那時所做的設計都是未建成，但是這些未建成在十年之后的重要時刻就變成了建成。”

　　世界上有許多次奧運會都是舉辦國不僅藉以大興土木，還把建筑設計的機會更多委托給本國建筑師，提升本國設計的國際競爭力，磯崎先生提到的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乃是其中最著名和成功的案例。丹下健三設計的國立室內綜合體育競技場在建筑結構(懸索結構)、建筑空間(鋼筋混凝土)和建筑語言(象征性)方面的全面探索，不僅使它成為東京奧運會的標志性建筑，成為丹下一生最著名的作品，也成為日本經濟騰飛時代“最完美的紀念碑”。

　　正是東京奧運會，推助丹下健三等建筑師走上了國際建筑舞臺，也促動了以后幾代日本建筑師的迅速成長。

北京 國家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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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巧合的是，在我做法國女建筑師奧戴爾·黛克的訪談時，她也談到當年密特朗總統(tǒng)的巴黎“大建筑計劃”對像她這一代法國建筑師(卡拉特拉瓦、讓·努維爾等)崛起的重要意義：“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們沒有在法國談及到建筑的問題了，而從那個時候起，我們逐漸開始談及建筑上的問題。從那些大型建筑開始，法國政府開始將建筑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加以重視，努力展示給世界的是：法國將會以開放的態(tài)度尋找優(yōu)秀的建筑師在城市中建設出好的建筑。同時，也有一些相對小的城市看到政府的態(tài)度，以政府的作為為榜樣，為各自的城市在建筑領域內做出更多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對法國建筑界起著積極的作用。”“那大概是在80年代初期。那時候法國逐漸開始有一些公共建筑的競標活動，作為早期類似活動的首批參與者，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建筑師是幸運的。那時，那種活動相比現(xiàn)在要開放，機會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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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樣的奇跡或機遇沒有出現(xiàn)在超速城市化時代——尤其是奧運時代的北京，北京選擇了另一種更為“常規(guī)的”國際化的模式，通過國際招標，以一系列舉世震驚的設計，宣示了它再生的“野心”。

　　北京的奧運工程(如“鳥巢”和“水立方”)和與之有相同意義的一系列標志性建筑(如CCTV)，確實為北京帶來了全新而強烈的“激活”因素，國際建筑大師的強力介入和創(chuàng)作激情的爆發(fā)，使得新生的本土建筑師顯得措手不及。

　　在一次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講座中，CCTV的設計者雷姆·庫哈斯強調他的CCTV新樓不是像悉尼歌劇院或者西班牙的古根海姆美術館那樣的城市地標式的建筑(那兩個城市是因這兩座建筑而聲名遠揚的)，北京的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產使它更接近巴黎和羅馬，因此CCTV新樓不是那種“史詩”性的建筑，它只是北京CBD眾多的地標建筑之一。緊接著，庫哈斯對他的心愛建筑進行了一番政治文化闡釋，他說，在西方，電視臺的各個部門往往會因工作旨趣的差異而分散在幾個地方，如制作部可能在更有歷史和人文趣味的舊街區(qū)的Loft里，有的部門可能遠在郊區(qū)，像CCTV這樣把一個龐大的機構的所有部門集中在一起，并且建筑要負載某種象征意義的，是難得遇到的“挑戰(zhàn)”。

　　他把CCTV新樓的功能解釋為一個“環(huán)”，所有的部門在這個環(huán)里完成溝通運作的過程；同時，他也把那里設計成一個開敞的游樂中心，環(huán)線也是游客與建筑和城市親和的通道。他說，CCTV試圖為有關城市和建筑問題的討論建立一個新的語境，建立一種普遍的置疑性，也為解決城市日益復雜問題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1964年，東京奧運會Yoyogi體育中心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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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奧運區(qū)域眼下正在成為中國的烏托邦，“鳥巢”、“水立方”和國家體育館無不以恢宏的尺度和夸張的設計，傳達著北京的2008情結——這個都市在用建筑彰顯其急于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發(fā)展欲望。就像所有中國城市的空間營造奇跡一樣，未來之城仍由農民工建造，“高技”建筑與“低技”施工現(xiàn)場奇觀化地拼接著，國際化的野心與民族主義的激情混融著。但是，赫爾佐格和德梅隆的“鳥巢”，并不是像它夸張的外表一樣的“形式主義設計”，它的“怪異”形式是力圖成為平庸的北京新生區(qū)域的地標——即在“后奧運時期”，它仍能憑借自身的開敞的公共空間，成為激活區(qū)域的積極因素。

　　我個人認為在目前北京所有正在興建的建筑中，能在建筑史上留得住的，應該就是“鳥巢”。它在體育場館的設計方面，在對城市和中國文化的理解上，都具有相當的突破。我曾就此采訪過設計師，當談到有關“鳥巢”的規(guī)模問題時，他們提到“超場館性”概念，即考慮到2008年奧運會之后它們的作用和功能，其實是有意識地希望把“鳥巢”設計成類似于埃菲爾鐵塔那樣的城市地標性建筑，在沒有體育賽事的時候，可以吸引市民、游客前去觀光，舉辦多層面的城市公共活動，比如展覽、晚會和相關的商業(yè)運營——它是活的城市空間，充分考慮到建筑對于城市的“激活”意義，而不僅僅是一個體育或國家、民族主義的空間圖騰。

　　我曾經在一篇名為《北京：漂浮的都市》的文章中指出：“近年北京一系列由國際著名建筑大師設計的標志性建筑，是在主流建筑界強烈的抵觸情緒下浮現(xiàn)的，已經有許多人闡釋了其將對北京城市空間產生的重要影響，但它其實還有著更為復合的文化內涵。北京標志性建筑國際化的趨勢，圖解了它對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強烈訴求，它塑造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性格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