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我在旅途上第三個星期的開始,也是最后一個星期了。天空鉛灰色,空氣潮濕。我仰望著一縷黑煙從羅斯號的煙囪升上天空,她將帶我穿過日本海難以穿透的迷霧。對于將要離開俄羅斯我不無惆悵,但是我還沒有弄清楚上船的碼頭在哪里,開船是什么時間。
船票上寫明開船時間是下午6點,到5點的時候,我才跌跌撞撞找到了船公司的辦公室,它藏在碼頭邊一幢公用建筑的頂樓,門上沒有任何標示。沒有人明確回答我的問題,但是我至少知道了應該在哪里等候:那是一個墓穴般的地下室,放著灰色的塑料椅子,淺黃色的墻壁沒有任何裝飾,有一面墻上吊著一架電視機,屏幕上跳動著紅色的斑點。到了晚上9點,在沒有任何預先告知的情況下,一對大門打開了。
一個穿著綠色制服的小個子職員開始讓旅客跨過門檻。像是一出一本正經的喜劇,又等了一個小時,我來到了下一個地獄般的地界:俄國海關。90分鐘后,我終于登上了羅斯號濕滑的木頭舷梯,這時離開我到達碼頭的時間已經足足有8個小時了。
36個小時的航程充滿愉悅。海上風平浪靜,天氣宜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侯船室里,我遇到了另外一個暈頭轉向的西歐人,在羅斯號的航行中,我們一起用餐,一起喝酒。一路呆在暖和的酒吧里聊天和暢飲朝日啤酒,可以算作對船上乏味伙食的補償。
比如說吧,第一天的午餐有一小碗淡而無味的海鮮色拉,接下來是半冷不熱的俄式蔬菜肉湯,冷土豆配炸肉排。那肉排像橡皮一樣堅韌,連餐刀也奈何它不得。用餐時間是嚴格規(guī)定的,用餐時,你上一道菜還沒有用完,下一道菜就上來了。
奇怪的是,對于日本我沒有對俄國那樣的“文化沖擊”,在日本海關和邊境官員登上羅斯號之初,這一點就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了。他們在船上大廳里架起工作臺和電腦,用三種語言告知旅客有關入境事宜,遞發(fā)三種語言的表格,禮貌而高效地在一個小時之內辦完了大約100位旅客的入境手續(xù)。
在日本港市伏木,我們在羅斯號上結識的日本學生兀蒙,帶領我們一群烏合之眾的游客在昏睡的街道上拖拖拉拉行走。我們招呼到3輛盒子形的出租車,司機帶著白色帽子和手套。汽車把我們載到高崗,買了車票后,我們就分道揚鑣了。
火車在日本西部沿海平原上行駛,我嘴里嚼著醋漬墨魚干,觀賞著車窗外掠過一片片整整齊齊的長方形稻田。到了日本中部地貌變?yōu)槿荷竭B綿,最后火車駛過了日本東海岸人口稠密的城市群。
從東京到大阪我乘的是快速的新干線。在大阪我不無擔心地登上飛龍?zhí)柖纱浻蓻_繩前往臺灣。日本海是平靜的,但是這條西太平洋經過琉球群島直到中國東海的航線,卻以浪高和臺風聞名。
飛龍?zhí)柡土_斯號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日本的食物美味無限,床鋪柔軟,啤酒冰爽,信息即時而準確。船上旅客很少,主要是載貨,每個船員似乎也是身兼數(shù)職,比如副事務長也兼帶保潔員、廚師、服務員、酒吧招待和水手。
在22天旅程的最后一個晚上,我手里拿著世界地圖,翹腿坐在頂層甲板上。我想辨認出靠近輪船的那些云遮霧罩,岸線蜿蜒曲折的島嶼是什么地方。在海的一方,夕陽把天邊涂上一抹金色,海水像深藍色的絲綢般緩緩起伏。我意識到島嶼的名字并不重要,身享眼前的一片寧靜已經足夠。我把地圖放回背包,注意到背包里還有一張卷角的報紙,那是我離開英國前,從“觀察者”雜志中取下的一篇還沒有讀過的文章,作者是著名的美國旅游作家鮑爾.塞羅科斯。我回到船艙里,喝著最后一杯英國紅茶,為塞羅科斯結語中的想法所打動。
他寫道:“我為從本質上來說,游客都是樂觀主義者,否則他們不會去任何地方。”我想起了在布魯塞爾到莫斯科火的車上自己曾有過的擔心和憂慮,當時我橫倒在睡鋪上,把從翻船到食物中毒等一切最壞的情景都想到了,擔心飛來橫禍會在途中某個地方向我襲來。但是事實上,整個旅途一帆風順,我害怕的事情沒有一樣發(fā)生。真的,每當我遇到一道坎,命運總是及時向我發(fā)出微笑。它給我送來了翻譯、平靜的海面、健康的身體,還有最重要的,一路的旅伴。
雖然我獨自出行,但從未感到過孤獨。在比利時我結識了杰哈德,在白俄羅斯遇到了迪米,在穿越西伯利亞的火車上和菲茲尓、斯拉維克和喬.陳邂逅,在羅斯號上與威廉姆、多米尼克和兀蒙結成了朋友。不管他們是否知道,這些偶然的相遇把我從一個悲觀主義者變成了樂觀主義者。雖然花去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我最終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