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此前我們預期的那樣，治理產能過剩的關鍵是治理地方政府。在行業(yè)(因過剩的產能)出現困難時，地方政府依然或明或暗地給予了不少支持。

　　今年“兩會”后的一系列信號顯示，中國新一屆政府在經濟轉型方面“動了真格”。即使經濟重歸減速，中國政府也不急于刺激，而是采取簡政放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方式，希望兼顧長短期的發(fā)展，引導中國經濟去杠桿。

　　這種堅持轉型的決心，在近期的“錢荒”中表現得格外明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回應相關詢問時表示，此次貨幣市場利率的波動，其積極意義在于提示銀行，需要對自己的資產業(yè)務作出調整。此前，市場已基本形成共識，央行放任“錢荒”不理，旨在敲打“影子銀行-地方債”的利益輸送鏈條。結合去年年底至今年上半年的一系列監(jiān)管規(guī)定看，決策層主動推進經濟轉型的意愿顯露無遺。

　　諸多的監(jiān)管規(guī)定，均指向了中國的地方政府。事實上，從三年前開始清理地方債算起，中國地方政府所仰賴的投融資平臺，便一直是上級部門重點監(jiān)管的目標。只不過，隨著經濟增速的放緩，中央政府在相關政策上一度出現搖擺，令地方尋求到了可觀的套利空間。而今，隨著新一屆政府大幅放寬對經濟放緩的容忍度，類似的監(jiān)管套利面臨著嚴懲(就像此次“錢荒”一般)，中國的地方政府也將不得不展開實質的轉型。

　　我們關注的是，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會在經濟轉型中碰壁。即使中央倒逼，地方政府長期倚重的增長模式也不是說變就變的。一方面，離開了過往的“項目驅動”，部分地方政府會感到無所適從，不知該做些什么；另一方面，過去已經做的一些項目可能無法繼續(xù)，這就會出現局部的金融風險。

　　典型者如治理產能過剩，這是中國經濟降杠桿的重頭戲。今年以來，中央部委連續(xù)發(fā)文，希望通過企業(yè)兼并重組，以及淘汰落后產能等多種方式，推進這項工作。不過，正如此前我們預期的那樣，治理產能過剩的關鍵是治理地方政府。在行業(yè)(因過剩的產能)出現困難時，地方政府依然或明或暗地給予了不少支持。比如在鋼鐵行業(yè)，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出手為虧損鋼企兜底。數據顯示，滬深兩市35家以鋼鐵作為主業(yè)的上市公司中，僅去年一年，各地政府對鋼企的財政補助即達到61.457億元，為2011年的兩倍。

　　要改變地方政府的“陽奉陰違”，改革地方官員的政績激勵是必須的。在6月底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既看發(fā)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tài)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倘若這種激勵上的轉變能夠落到實處，對地方政府推進經濟轉型可謂事半功倍。但問題是，類似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等指標，殊難量化，也很難談得上可比性。在更為根本的權力體制不作出改革，依然是由上級考核下級的前提下，激勵機制的轉變是無法水到渠成的，將遇到相當多的挫折。

　　地域差異也是地方政府轉型中將要面臨的困難。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并不平衡，東、中與西部地區(qū)的發(fā)展程度有著顯著的差異，不可一而概之。很多被沿海地區(qū)淘汰的產業(yè)，可以在中西部地區(qū)尋找到一席之地，那這是屬于“走老路”，還是也可視為轉型(產業(yè)結構升級)的一部分呢？中央對此需要給出答案，為地方上的轉型規(guī)劃好方向。

　　在我們看來，考慮到中國的國情，經濟轉型應該有多種模式，因區(qū)域、城鄉(xiāng)不同，轉型模式也要作出相應的調整。沿海的轉型更多轉向創(chuàng)新，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筑巢引鳳，推動產業(yè)向高端形態(tài)升級；中部地區(qū)則應著眼于原有產業(yè)結構升級，承接沿海地區(qū)的產業(yè)轉移；西部可能更多強調資源的有效開發(fā)和利用。也只有物盡其用，才可稱得上提高經濟質量，而不陷入同質化發(fā)展的怪圈。這需要地方政府對自身的發(fā)展有著深刻的認識，以及清晰的規(guī)劃。但目前來看，情況并不樂觀。

　　最終分析結論：中國的經濟轉型“動了真格”，地方政府將被迫作出調整。可以預期，中國的部分地方政府將在轉型中碰壁，經濟轉型也很可能遭遇到相當多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