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搭
泰米娜的作品只是劍橋大學壺院藝術館此次新展覽的一部分,該展覽將一直延續(xù)到6月底。館長巴里·菲普斯本身不僅是一名藝術家,同時也對天文學非常感興趣,常年在劍橋大學的天文學院進行研究。他試圖通過一系列的展覽向大家證明,在科學家的實驗室、哲學家的書房以及藝術家的工作室之間,的確存在著共通點。“雖然表達方式不同,但是藝術和科學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對我們身邊的世界進行實驗和探索。”而在根本上,他更希望打破藝術的感性表達方式和實驗室的經驗主義之間的壁壘。
藝術館內擺滿了各色現(xiàn)代藝術作品和科學模型作品,兩類作品被巧妙地混放在一起,以至于參展者很難去辨別哪些屬于藝術作品,哪些是科學模型。
令菲普斯興奮的是,科學家和藝術家確實開始并肩工作了。在他的大力推崇下,曾經和霍金一起證明了廣義相對論的奇點的不可避免性的羅杰·彭羅斯,已經和年輕的英國雕刻家康拉德·肖克羅斯達成了合作協(xié)議。
一方面,康拉德懂得數學理論,他過去的作品就曾經涉足過科學領域,比如在倫敦科克大道上舉辦的藝術展覽上,康拉德創(chuàng)造了涉及到物質本原以及時間概念的雕塑。
另一方面,彭羅斯爵士也不乏藝術細胞,他對于三柱塊體的研究就充滿了藝術的包容性,以至于這個看似不可能存在的三角形后來被科學界命名為“彭羅斯三柱塊體”。
此外,由劍橋大學物理學教授菲爾·加斯克爾于1970年代制作的玻璃內部結構模型也被陳列在這次的新展覽中。盡管菲爾教授仍然覺得把自己的科學模型放在一個藝術展覽中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于科學家們來說,制作模型是個苦差事,但模型對科學研究而言又至關重要。本次展覽中一組用圖釘、兒童積木等進行制作的病毒立體結構模型證明了這一點。1982年,英國化學家亞倫·克盧格正是因為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病毒及其他粒子的立體結構而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這組極富藝術感的病毒立體結構模型讓參展的人們紛紛想起了由詹姆士·華生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卡文迪什實驗室里構造出的著名的DNA雙螺旋線模型。這組DNA雙螺旋線模型的面世不僅是科學上的重大突破,在藝術領域也開辟了一片新天地,讓人類發(fā)現(xiàn)了自己生命中的藝術之美。
除了藝術的表現(xiàn)形式能夠為科學的發(fā)展所能夠提供巨大幫助之外,人類每一次的科技進步也會給藝術帶來重大變革。比如,透視學和幾何學的發(fā)展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機器生產顏料和光學的研究成果促成了印象派的發(fā)展;礦物和油料的提純技術的發(fā)展影響了北歐明朗而極富層次的油畫塑造風格。
在展廳中,參展的人很明顯地發(fā)現(xiàn)不少當代藝術作品在形態(tài)上模擬了分子結構,或是在作品結構上遵循了一定的科學原理。伊娃·赫爾德的陶瓷雕刻作品“混體”雖然是伊娃遵循自己的靈感進行的創(chuàng)作,但是其螺旋線性的形態(tài)結構上卻明顯受到了DNA雙螺旋線模型的影響。
而藝術家約翰·皮克林的藝術模型在展覽中受到了一家建筑公司的青睞,后者將皮克林的藝術模型全部買下,希望運用其模型活靈活現(xiàn)地將建筑設計方案展現(xiàn)在客戶面前。皮克林花了整整40年時間去探索如何將數學公式用物理的方法進行呈現(xiàn),終于在這次展覽中得到了認可。
當然,存在于藝術和科學之間的潛在聯(lián)系也并不是一個新的現(xiàn)象。畢加索就曾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受益匪淺;喬治·布拉克正是從第四度空間中得到了靈感才創(chuàng)建了立體畫派;莫奈能夠對色彩嫻熟運用,還是要歸功于他曾是一個藥劑師。
“畫家們經常喜歡將各種顏料混合在一塊兒,希望能夠通過不同顏料之間精確的配比來創(chuàng)造出精確的色彩,這和科學家在實驗室用各種試劑做實驗是一個道理。”藝術和科學之間應該打破壁壘,取得更多的溝通合作,館長菲普斯覺得“求同存異,術有專攻”正是目前所有藝術家們和科學家們需要持有的心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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