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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也太好到達了，出了那個洞，就裸露在祖國的心臟。
但這位河南來的老先生，在接近天安門的時候打開衣服，厚實的毛裝下是一件護命貼心的紅肚兜元氣帶，周圍的人笑了——可他的確是按孔子所說：“迅雷風烈必變”，在這靠近天安門的肅穆時刻，自以為外表算是峨冠博帶了。
“興許是衣服太厚了”——在炎熱的仲夏，在人群中，顯得不正常——之后他面不改色地走過天安門前的華表，并已知道自己光明磊落，但慣性仍使他機械地向前走，忘了是來旅游，甚至有點走正步的姿態(tài)，忘了要去故宮參觀，就這么沿著長安街走下去，沒有盡頭。
他口音難懂，興趣古老，讓我想起一位研究語言學的朋友曾說，今年夏天他屢次在外地至北京的列車上，發(fā)現越來越多更難懂的土話，這似乎說明，這幾年來北京旅游的人群已輪到更偏遠鄉(xiāng)村的人。深海中的攪動。
當他從地鐵天安門東站的洞口出來，第一眼會是去尋找，“毛主席有沒有看著我”，畫中的毛主席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視野稍微低平，卻又沒有看著任何行人，這讓大家放松，他遠遠能看著紀念堂，他是安靜的標志物，廣場上和眼皮下的人群越是穿梭不停，畫像越顯得鎮(zhèn)靜。
若沒有那個畫像的面孔，老先生只能朝廣場和故宮，整個地致敬，會有點使不上勁的感覺，遠遠的紀念碑，氣場并未延伸過來，并被長安街脊柱式的護欄阻擋，人民英雄紀念碑，走到跟前，又發(fā)現其實是一個浮雕中的人海，你我的家族都身在其中，而不需從外部仰視，站在那里，尋找面孔或者姿態(tài)接近的人。站了很久。偽閱讀。
人民大會堂的開放參觀、近年頻繁的會議報道、靈活的演出租用機會，使它顯得更實用，臺階的象征作用依然存在。毛主席紀念堂常年尾隨的蛇形長隊，減弱了建筑與遠處的人對話的形式。
天安門廣場的設計者陶宗震當時曾設想用“千步長廊”與“閣樓復道”來連接廣場東西南三面以及廣場中的建筑，但蘇式的禮堂風格(實際也差不多是西方古建筑的風格，除了那些切削宿舍樓的直線，一切花紋都是西方文明)使這種連接顯得生硬，最后發(fā)現讓不同質地的東西簡單并存，獨自保持距離是最自然的。
國家大劇院因為“不能面對人民大會堂”而被從廣場周圍的第一序列中撤下，多年的擱置使它的造型設計一再變化，受到臨時趣味的影響，方案的輪盤始終旋轉，轉到一個圓拱形，就被偶然造出來了。它在人民大會堂身后，像一個運動場一樣簡單，不神秘，但內部據說竟然是帝國風格，音響如魚鱗一樣清晰，也讓人想起《純真年代》的開頭。
但長安街恐龍脊柱一樣的細欄桿阻擋了天安門廣場對故宮的鋪墊，它是北京最長的籬笆，長安街本是一些胡同連接成的，非常容易跨越，建國后考慮到檢閱和集會的頻繁——至少在天安門前的這一小段，汽車仍能感覺到它如一整塊方正的大理石鋪就，那微弱的弧度也是完整的，它的瀝青也很特別，像一大塊樸實耐用的補丁。
天安門前的長安街路口破例地允許左轉，但一切正常左轉的車輛反而顯得特殊，自己會想，“大家是不是在猜測我的身份和意圖”——車流進一步強化了長安街無法逾越的感覺，在任何年代，辦事的車流不停，這壓倒了其他一切運動趨勢。
天安門城樓的位置是不是應該更深遠一點，它現在更像一個城市的外墻，門前的金水橋實際上是中軸線上中斷的道路，它南北向的趨勢為東西向的長安街中斷，北京的中軸線在這里成為一些拱橋，圓拱向下鉆的趨勢回避了這種斷裂的沖突。相比之下，在南城中軸線的南端，永定門肩膀消瘦的新城樓南面的墻根，水泥預制板斷裂的橫截面懸在護城河的上空，是死去的永定門內大街與外大街之間，一個無法處理的中斷，一個喪失邏輯的道路規(guī)劃，死局，非常刺目，在節(jié)日的時候，據說會用板材和廣告來遮掩它。
沒有任何瑕疵、沒有任何生硬之處的金水橋上，行人走路的節(jié)奏卻是生硬的，模仿了車流，必須快速通過，不許停留，許多照片都沒有清楚地聚焦，都有中間的行人破壞畫面的痕跡。
下雨了，竟然有那么多人向宮里跑，而不是向天安門和廣場周圍的幾個地下通道里鉆，急促地穿過金水橋和天安門城樓的門洞，擁擠在宮墻下，心理上，故宮的密閉性似乎對天空也有效，但高高的屋檐，猶如摩天大樓的頂端撐出一些傘，不知道能保護誰。
在北京城這一大片中心建筑群中，故宮是單純的旅游區(qū)——收取門票，收取一定的古建保護費，場地租用費，房租——它的氣質隨著我們對清朝歷史的態(tài)度而轉變——你穿過天安門之后，立刻會覺察到這一氣氛，天安門的背面也不再有什么莊嚴的眼睛。
端門和天安門之間的廣場，立刻是一個擁擠的雜燴，天安門廣場時刻被取締的照相流動站，在這里成為合法，端門在建筑上沒有特點，是一個更普通的天安門。
端門這意義不清的廣場必定要用來做生意——東西兩邊是各種獵奇的展覽：清宮艷妃秘史，太監(jiān)的故事，明朝皇帝的風流韻事，兵馬俑精華實物展，漢朝女尸展，恐龍展……門票分別為2元，5元和10元不等，有些有真正的藏品，租自地方的博物館，為了獵奇，策展者傾全力租一個寶貝來，有些東西來自離此并不遠的國家級博物館。
有一些廣告牌，上面寫著國寶奇珍，在故宮內院之類，展覽滲透到故宮的內部，但是檔次要高一些，有些是故宮本身的收藏品，廣告牌上有音樂會的圖片，但宣傳的是人民大會堂里的演出，端門之后的午門廣場畢竟更讓人慎重，它不是專業(yè)的舞臺，人群……甚至合唱的洪亮嗓音對古建筑的影響都是難以預料的，也容易產生場租和古建保護費的糾紛。
廣場中的紅衣大炮固定得很牢，仿佛是一直就在這里，其實是剛移來的臨時建筑，它曾經抽象，不起眼——但逐漸因明史也開始進入中國百姓的視野，而變得可以理解——大眾視野的確在不斷地拓展，但全部都被演繹成中國人某種固定的評書趣味，大炮雖好，但它那樣被繩子圈起來的架勢，讓人忍不住想套一個圈圈在炮管上，換得一個福娃。
國旗班的場地占據了廣場的東北角，戰(zhàn)士們上午訓練，警惕，震懾，顯示一個班的軍力如一個軍團，一個警察局，他們的欄桿是一個可以透視的軍區(qū)大院，緊張的背仿佛有眼睛，吼聲如雷，這里是端門廣場唯一莊嚴的角落，偶爾有松弛的下午，籃球隊，白與黃的背心，乒乓球臺兩端，綠色或者白色背心的小伙子，手握一個圓球拍像一個日晷要接受隕石，他們輕松時，反而對你視而不見了，但沒有乒乓球飛出欄桿，他們粘連在一起，像下課的學生，其他時間他們緊密排列卻毫不相干，20厘米，手和手的距離，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小天地。
端門之后是午門的廣場，當年，自從皇帝廢棄故宮去了天津、東北，這兩個廣場已成為城市的死角，聚居著大量的流動人口。據一位附近的老北京介紹，開國大典之前，花了三個月清掃，疏散，遣返，拘留，管制，處分，捆綁，才把這里變成一個干凈的空無。
午門的形狀開始有變化，它像平面中的天安門向三維空間伸出了雙臂，試圖合抱廣場中的人群，在清朝時則收集頭顱……不，活死人，等候死亡——午門因為比端門更深一步，它顯得潔凈了許多，有許多在晚間從護城河走過來的人，有許多溫順的哈士奇狗，在黑暗中追尋那個皮球，有穿著軍大衣的和尚，席地沉思，也有放了一天也沒收回的風箏，在夜晚一律是黑色的，端門那些惡俗的展覽沒有了，這里成了一個安靜的空間，天生是圖蘭朵的舞臺，中國盒子，天安門到午門，所用的就是重復的手法。當年，只要中國的皇帝愿意，他們本可以將這些中國盒子的層次無限重復下去，既是無限的開頭，許多推辭和手續(xù)，也可能是無限的結尾，許多后備計劃，后庭花，女人，狡兔三窟，地窖，抵抗組織，總是能無限壓縮、自存、渴望刺殺、渴望擒賊擒王、致命反擊的共和國衛(wèi)隊。
最后這里卻變得非常適合PaulPotts這樣的手機推銷員，一個平民，在午門的中央，在這皇城內部的草根論壇，唱起《今夜無人入睡》，他的胖臉，莎士比亞式的憂郁目光在這方劇場里來回折返，像臨刑時，最后看一眼天下，世界任你放肆一回，有什么話要講。午門中這些自由的散步者，又使我們矯正了對大眾文化的剛剛形成的偏見——端門肯定代表了大眾喜聞樂見的智力生活，而午門的懷抱里則充滿了一個平民孤獨時特有的清新。
“記得是他，為你騰出了宮殿。他也在人群中聆聽。”歌劇中唱到。
午門之后需要買票，許多本來要參觀故宮的人，在這里改變了主意，也許本來就對故宮的門票抱著消極的態(tài)度，再從它的大門窺探故宮的內部，發(fā)現全是腳手架，就打消了進去的念頭。
故宮是可以想象的，如游戲中設定的虛擬現實一樣牢固，在夏天一覽無遺，除非是冬天，有了一些腳印，有神秘的簡化和浮腫。
吝嗇的游人一般會從午門廣場的側門走出故宮，開始環(huán)繞故宮的護城河、皇城根，向西或者向東去尋訪北京的老城——午門溝通著故宮的護城河邊的夾道，它在夜晚開放，有一些迷你的警車?？吭诔ㄩ_的大門邊，它是人們自由散步的場所，可以遛狗，可以停留，它給人穿越了故宮的假象，人們在此地容易萌發(fā)免費游遍北京的夢想。
北京的皇城，正面及時涂好了油漆，側面的城墻顯得陳舊失修，喜鵲停在突出的磚上，城墻像生出了雜草的甲胄，“護城河公園”這個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在夜晚，只有附近的居民才會知道城根的水道邊有多么地幽靜，可以談戀愛，其他人都只是大略地知道故宮的威嚴，不懂得城根的寂寞，完整的漣漪，不斷地從這循環(huán)的水中產生，護城河的池底，鋪的其實是澡堂一樣的磁磚，你不能完全沿著城根走完，在北面的一段，你必須拐上景山前街，這迂回使人加快了腳步。
這樣做一是為了保證故宮北門門前能有一個廣場，否則就會被東西向的人流切斷，從南門出來的游客，會有難以掙脫繞城的人群的危險。
這樣做也因為故宮南墻的正在維修，工地中斷了道路，專門有灰色的精致的古墻遮擋了施工現場，墻背后是睡著的農民工，如果不自己醒來，就永遠會被人忘記，這種灰色的墻貌似一個潔凈的院墻，貫穿北京內城的各處，形成內部的夾道，遮掩施工或者拆遷的場面，北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存在大量這種看不見的空間，看不見的人——后來我也在北京南城中軸線附近的105車站背后的廢墟里也發(fā)現了這樣的人，是忠恕里和東市場的胡同區(qū)最后幾戶沒有搬遷的人——拆遷像大浪淘沙一樣沉淀出這些最后沒有出路的人：有的是文革時期的勞改釋放犯，出獄后就沒有房產，在胡同中租住，他們也沒有單位，所以沒有什么補償的根據，得不到什么錢，男人和女人已經離婚，但還是只能住在同一間防震棚里，它本來依附在這棟大樓旁邊，但大樓只剩了骨架，它就單獨顯露出來，必須自立，可北京的胡同是成片的，從沒有想到過某一家人必須單獨裸露出來，會有多么丑陋——像電影《夕照街》中那個不安分的女孩兒，這個房子中的中年女人曾在年輕時死心塌地愛過這有前科的北京老混混，但此刻說：“我已經厭惡透了他……”——她每天天一亮就到廢墟里發(fā)呆，繼續(xù)用十字繡畫一個裸體的女人，遠離那棚子，“他90歲的母親剛摔斷了腿，可我的心就是無動于衷”，那平頭男人卻說：“王朔沒有寫過，我們到老有多么狼狽……”——就因為這幾戶人，居委會還在照常工作，但也只是，等著他們走，現在，老鼠全部向這兩間屋子撲來，但已經停發(fā)了老鼠藥，也沒有了水，道路也完全沒有了，她試圖在廢墟里保留胡同街道的記憶，有看不見的墻仍對她起作用，同時拒絕在開闊地眺望，但天壇邊的灰墻已經快砌好，他們如果永遠不離開，就要被兩面灰墻完全遮擋，消失，而與此同時，城市的大局卻顯得更通透，通過這次拆遷，更高的天壇紅墻卻終于可以從天橋的大路上就能被看見。
南城的胡同，因為本來就是貧民窟，所以也不打算保留，天橋大街兩端的兩片胡同區(qū)，就像北京的兩片爛肺葉。
南城的東邊的拆得差不多了，西邊的繼續(xù)腐爛，許多細胡同幾乎傾斜崩潰了，成為一線天，外來人口也加劇了它的擁擠和混亂。
……而此刻北城的皇城根的腳下除了遮擋的墻，還有一圈綠化帶，中間為城根的道路分割，綠化帶中有一個可疑的人，這里挖幾下，那里挖幾下，有時候好像假裝蹲在草坪里系鞋帶兒，我在香山見過那些挖薺菜的內部職工，我就問他在此干什么，他便跑到河邊擰了一個開關，嘩，皇城根草地的幾百個澆灌龍頭就打開了，是另一場雨重疊在了這場雨中，皇城的根部就在霧里看不見了。
故宮的北門更像多年以前的天安門前，信息很簡單，只有一個售票處，一個牌子上寫著出租解說器：有王剛的版本、張家聲的版本、鞠萍的版本、單田芳的版本、濮存昕的版本等。
故宮的北大門全是腳手架，只露出了故宮博物院五個字，像一個取款機，從北門出來的人，有的摘下安全帽，在下雨的時候，他們穿著旅行社發(fā)的薄如保鮮膜的雨衣，一個矮小的人的統一尺寸，因此還需要再撐一把傘，他們的第二站將是景山公園，景山前街并不寬，因此人們在地下通道里繼續(xù)撐著傘。
景山的山體遮蔽了向北的一切景觀，它繼續(xù)占據北段中軸線本來夢想完成的街道，因此北段的中軸線本身也并不長，故宮自己就吞噬了它的一部分，許多進入景山徑直從南向北攀登的人，就像你企圖像夸父那樣走過山東半島綿延至海的丘陵，不是為了看歪脖子樹，而是企圖堅持走完北京的北中軸線。
因此，在北京內城的北面部分，故宮向東向西的趨勢，大過了舊城向北推進的趨勢，我就用更多的時間向東走，向西走。
故宮的影響力向東比向西衰減得更快，向東只隔了一片夾雜了國家機關的胡同區(qū)，就到達與五四大街垂直的北河沿大街，大街的中央有一片寬闊的公園，《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類似的窮人的自由公園，但是受到喜愛，大街的東面，已經開始有王府井的步行街的氣氛，事實上，步行街的有軌電車的線路，最西端就在北河沿大街上，時常阻礙了車流，上面是不緊不慢的老外，他們將折回商業(yè)區(qū)，而不是繼續(xù)向故宮前進，他們大多數已在旅行北京的最后一個階段，購物，對天安門廣場的固定的景物已經興趣稍減。
北河沿大街西側有著名的34號供應部，它成立于1955年12月，是建國初期為外事活動，國事活動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來源，它有神秘的渠道，但延續(xù)至今的優(yōu)勢，只剩下許多御酒，34號門前此刻是扛著麻布袋的人，像有什么緊急物資又要囤積。它的倉庫向背后的胡同延伸，很深遠，倉庫面向胡同的一面用墻和鐵皮和廢棄的包裝紙板箱重疊而成的墻，這些紙板箱可以被當成它的供應史來讀。
像這樣特供的物資部門還有遍布北京胡同的奧士凱連鎖食品店，它屬于傳統的東城區(qū)食品公司的，它仍拒絕使用超市這一名稱，它的價格略高于更大的超市，并吞了一些北京的老字號，比如吳裕泰茶莊，許多北京本土的企業(yè)都產生于胡同的作坊和菜場，有的向外拓展了，有的沒有，仍然在胡同里經營，許多胡同里的連鎖飯館也有著同樣的工廠一般的煙囪。
北河沿大街以西這片胡同，居民并不多，以騎河樓街道最為典型，16號是一座六層的樓房，買菜的大媽告訴我，這其實是一個四合院，樓房像樹一樣從天井伸出來，它卻比四合院顯得寬闊多了，樓周圍的一圈低矮的平房曾是廂房和后倉庫，住著外來打工的人，這樓房是1983年北京那次城市大建設的產物，是某部的宿舍，它得到了保留，但是墻面需要重新粉刷，要加上對面那片樓房統一的藍色遮陽頂，通知居民要關好窗戶，不要一下變成白鼻子的人。
樓房對面是分步搬遷的北京婦產醫(yī)院，大肚子無法擠滿胡同，這個醫(yī)院的婦產部分已經搬出內城，目前只剩下男科與婦科的門診，以及產科的早期門診，氣氛更像個性健康的大診所，招待所的門口蹲著一個憂郁的少女，不知受到了什么傷害，不知道是看完了病，還是剛來北京，醫(yī)院門前貼著一個處分公告，某某助產士，1984年來本院工作，23年累計曠工3年，終于開除。醫(yī)院招待所消化不了的流動人口也刺激了胡同中那家小旅館的生意。
胡同深處是居委會的棋牌室，更深處是那家小旅館，小旅館總自認為是邪惡的，接待者聽說我不是住店的，就不再理我，有一個老女人在二樓哭泣，說終有一天要找個死胡同撞死，就不去隔壁告狀了，我在窗臺后和她交談，她沒有現身。20多年她就困于這內城的一點胡同，早已走了個爛熟，為了等死去的老頭子落實政策的消息，不敢跑出二環(huán)路，20年就在那幾條胡同流浪，碰壁又回頭，在死胡同的盡頭哭泣，老家在中國的西北。有時她在一個電話亭里坐著聽80年代出產的微型半導體中的電流，仍然看不見臉，像是一個正在燙頭發(fā)的母親。
南北向的北池子大街，胡同口只有兩個，其他是各種大門，向南經過曾是高門檻的廟宇的建興臺階小吃店，拐上東華門大街，又看到午門那開放的側門，劉詩昆鋼琴中心里有一些胡同中的孩子，攀比，學音樂，結果招到了全部孩子，這就是胡同中辦學的效應，旁邊是一條只剩了橫梁的宅門，無法躲雨，但沿著東華門大街向東走，旅游區(qū)的單純氣氛又彌漫開來，從茶館里飄出的古樂開始，到緊挨的臉譜店，旗袍店，樂器店，與后海的格調呼應的酒吧，那搜集一切大陸港澳臺一切活動過期作廢的出入車證的侯嘉飯館，它占據了那個拐角，用了天壇祈年殿的圓頂，使拐角非常柔和。
這時街道的呼吸重新輕松起來，街道從南北向的功能混雜的拘謹中突圍出來，游客先前的一些天真的詢問不再被禁止，街道重新由故宮側門向東蔓延出一條單純的旅游商店街，是申奧式的中國印象，很單純，這印象一直持續(xù)到故宮的影響力向東止于王府井的有軌電車的輪胎印。
向西則要有一段漫長的單調——故宮向西，便來到南長街，有一個江西的泥瓦工，犧牲一個工作日，要不花錢地游北京，他拿著地圖，鋪在龍頭上，腿支著自行車，停在路口，真的在向人打聽哪些是免費的景點。
一位在此地一個名叫“西小巷”的死胡同住了幾十年的老北京告訴他：“附近的圖書館可以進去看看。”——那同樣是一堆宮殿，像是故宮的第二套宮殿。
老北京習慣了皇城根附近紀律嚴謹的生活，他也因為是老街坊而有比陌生人更廣的活動范圍，從南長街向故宮望過去，本來可以一覽無遺，反之望過來也可以，尤其是站在八角樓上，為了遮蔽，在護城河與南長街之間，又修建了一排民居，原先這里只是松散的幾家小雜院，雜貨鋪，酒館，并不像胡同中的屋子那樣綿延，密不透風，而是充滿了中斷。
西小巷是南長街西邊典型的死胡同，它不能在同一個點兩邊對開兩家人，一個肩膀過寬的胖子，正面進胡同，幾乎會磨破衣服，這種毛細的胡同其實也是一個四合院的變形，因為門里不再有院落。
這里的拆遷補償的房屋單價是80000元/平，這個價格并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居民的住宅面積都只有10多平米。拆遷的補償是以房屋總價應夠買到新的住宅為原則。
南長街向北開始有連續(xù)的紅墻，對外是一些柔軟的圓角，文津街的三岔路口，道路中間隱含了一個圓，過馬路的標志不是很明顯，也很少從這里過馬路，北面可以望見的地標是北海的白塔和一個咖啡館。
向西拐入文津街，連續(xù)的紅墻繼續(xù)延伸，沒有任何符號，但其中有黃色和灰色的變化，從這里向西，你開始有一種錯覺，你開始看到一切人的側面：等車的人，站崗的武警，而剛才一路從南向北過來，所有的人都面朝你。
越過那片警戒的水域，你只看得見樹木掩映的故宮，再遠處是國家大劇院的圓拱，可以看到北京飯店的時間。
文津街上這段的車速非常快，像未來世界的飄行車，過馬路尤其危險，也因為這里沒有什么可以停留辦事的單位，只有北面的國家圖書館分館。
圖書館顯得很小氣，空有宏大的古建筑群，氣氛很拘束，大廳里是古文字的講座，等待開始，讀者年齡偏老，咿呀的唱讀，產生京劇的幻聽，搖頭晃腦，喘息，腳擱在擱腳的木板上，書籍以古籍為主，故宮的權力曾驅逐了一些附近的大學堂。但你可以在這里看到古老的建筑，窗戶有教堂的色彩，是難得的公共空間。那江西的泥瓦工設法看到了一個免費的積滿灰塵的古文字展覽，甚為滿意地回工地了。
文津街向西幾個街口禁止左拐，這里的街道既冷清又顯得重要，車輛的紀律不為人覺察，第三個岔路口，是一個丁字路，結束了故宮以西的單調氣氛，就在崗亭背后，交通警察和醫(yī)院的保安站在一起，保安有時充當一下交通協管，這里是北大醫(yī)院的兒科，如果你由北而來，帶著你的孩子看急診，你恨不得直接越過崗亭，開到醫(yī)院里。
醫(yī)院屬于北側的西什庫大街——這個文津街以北的街區(qū)，按功能分區(qū)，是西城區(qū)的醫(yī)療中心，混雜著醫(yī)院的幾個分院和西什庫天主教堂，教堂就在醫(yī)院的隔壁，每每讓病人猶豫，是該去醫(yī)院，還是該去教堂，醫(yī)院的密集分布使得車位成為這一街區(qū)的難題，許多單位和小門面的大門前都被管理部門強行劃為標準的公共停車位。
教堂環(huán)境優(yōu)美，最好的肖神甫住在門房的隔壁，有一個亭子是某主任的辦公室，后院是修女的宿舍，是禁地，沒有人能看到它，但是我看到了，也沒能把我怎么著，上帝不是這么睚眥必報的，那修女也只是漠然地讀自己的書，一本白色的書，一只手放在欄桿上，教堂是哥特式的，前院為一圈小石獅子包圍，有中國皇帝的碑文保護，教堂內廳是平放的十字型，告解的地方卻像一個靠近門口的收銀臺，一點都不私密。每條長椅前有墊子，用來跪拜。但我突然想起T？S？愛略特對倫敦的教堂的態(tài)度：“我不需要把我的星期天騰出來，浪費在他們的辦公室。”
“今年圣誕，本教會又積攢了200多人，交給上帝。都是一些多么完整的人啊。”
經過教堂和醫(yī)院的沖淡，故宮皇城的氣勢，逐漸向西消失于西皇城根南街，這里可以方便地左拐進入向南的車道，壓抑已久的車流向左爭奪，形成一個占據了全部街道寬度的扇型。
車輛拐入的南北向的西皇城根南街正在拆遷，它從規(guī)劃上看，是企圖最后一次重復故宮以西那幾條南北向街道無名的威嚴，最后重復一次那綿延的紅墻，但推土機掏空了那些院子之后，誰都不敬畏那些無名的門了，挨著這里的名義上的皇城根，人們曬被子，停自行車，自行車管理員的沙發(fā)背后的紅墻上寫著“不要動，這是專座”，輪椅上的老太太在讀一本書，一個剛從中風中恢復的老頭，貼著墻原地踏步，遲遲不能邁出真正的一步，轉彎也還不是很靈活，也因為人行道太窄，太淺，他的老伴在一旁耐心地陪著他。
西皇城根南街的作用相當于故宮東邊的北池子大街，是皇氣向西的末端，街對面是一些胡同的入口，第一家是飯館，第二家通常是發(fā)廊，更羞澀一點，但還是很明朗，有女子，只隔著一層磨砂玻璃門，看得見大腿就看不見胸，看得見面容卻看不見身材，但是非常好逼近，客人一閃就沒入門中，不見了，也有一些染了頭發(fā)的男理發(fā)師，顯得更正規(guī)，旋轉的燈是上下擴散的，而不是常見的螺旋，有一個燈里是美國國旗。胡同口的第三家設施是公共廁所，廁所在胡同中分布最完備，因為雜院中缺乏良好的下水，一個老人非常塌實地坐在那個骯臟的坐便器上，不怕細菌，其他人都謹慎地懸空如廁，也害怕屁股后面給人來上一捅，胡同里最多的標語，除了奧運會，就是說拆遷時期，提防小偷，大家都非常警戒，搬家使深藏的財產變?yōu)楦∝敗：屯粮囊粯印?/p>
西皇城根南街西面于是出現一片完整的胡同區(qū)，它向南延伸到長安街，向北至于阜成門內大街。
這片胡同中有北京最著名的兵馬司胡同與磚塔胡同，兵馬司胡同是北京改造成大路最徹底的胡同之一，它也是長安街的輔助街道，甚至和長安街一樣寬闊，它與長安街之間是百盛商場為中心的，西城商業(yè)區(qū)和金融中心，這些寫字樓中的白領，并沒有像東三環(huán)與東二環(huán)之間的那些寫字樓中的職員，會在午休時跑到胡同來溜達，吃飯。兵馬司的大道阻礙了他們。
胡同中有被自我篩選，自我放逐的人群，讓人有心去攀談，但大街上的人不是篩選過的，讓你茫然，不知道該接近誰，兵馬司大街上有連串的服裝店，你不用看店名，只是一家一家地看過去，有時髦的女人夏天的小衣服，也有毫無品牌的上海針織，胖人服飾……中間夾雜一些盜版的北京烤鴨店和酒吧，與胡同里尖銳的酒吧不同，這里的酒吧趣味粗糙，沒什么傾向，因為對著氣質中庸的大街，窗玻璃像一個地方電視臺令人無視的頻道。這樣東西向的擴大的胡同街向北還有平行的兩條，氣氛雷同，容易混淆，這種趨同的感覺向東西延伸，也使得東西二環(huán)的好幾個出入口十分容易混淆。
這片胡同的功能呼應著北面的阜成門內大街邊上的一些大單位，比如國土資源局，它在大街邊上是宏偉的結算中心，但將信訪辦公室設置在它背后的胡同深處(并不是與它的主體機關相連)，其他的還有農業(yè)部的訪問接待辦公室，這里常年有狹長的一列縱隊，來反映地方情況的人們相繼蹲著，等待兩點上班的人，他們中有一兩個律師，是善良的禿鷲，農業(yè)部的辦公室有一個大的等候區(qū)，吸納了一些農民，你始終可以從門口看到一個農民警覺的側影。胡同的地面散落著寫廢了的上訪登記單，上面都是錯別字和猶豫的墨團，我也代筆書寫了一些，對鎮(zhèn)長的稱呼和事件的真正開端——“是春天對我們土地的預謀還是夏天的第一鏟”——使當事人遲疑。但胡同的確可以有效地避免人群。
這片胡同中還有熱力集團、市政管委這樣的單位，它們本身也在面臨建筑改造，故宮之外，新的行政權力在這里成了新的更擴張的功能中心，明朝時，次級的行政單位，也隱藏在胡同里。這片胡同里還有地質部的一個宿舍，是一個完整的蘇式小筒子樓，像一個完整的外景地，門口有成片的葡萄架子，可以搭梯子采摘，像喀什那些老土房子中的一個角落。
前英子胡同13號的內部受到唐山地震的嚴重影響，唐山地震造成了北京胡同普遍的內傷。院落內部的結構完全被打亂了，但地震棚的增加和破裂分解出的空間與隔斷，反而產生了新的居住空間，增加了院內的人口密度，如今你見到的許多外表像是四合院的大雜院，一進門必須向左拐入一個院子內部的胡同的感覺，更毛細的胡同——從這條道路又分解出一個走廊，每個拐彎都有一戶人家。最后是一個兩層樓的簡易樓。最終是一棵要保護的樹木，像是有關部門特事特辦的又一個例子，可老是如此破例，他們一年也維護不了幾棵樹吧。
但終究，古樹使得院子本身留了下來。
堅持保留四合院的人，必須考慮：如何在保留四合院的前提下，遷出一部分居民，減少居住密度——那是否會導致一次抓鬮，一次內訌(這個雜院社區(qū)曾民主選舉出他們院子肩膀處那對外的商鋪門面由誰來經營，這是個值得大家信任的外人，他是郵件的中轉站，是一切備用鑰匙的保管者)，還是原住民全部遷出，換上富人……否則，保留舊城的代價就是始終讓人們如此擁擠地困于北京的內城。
這是我走過的內容最豐富的胡同區(qū)，公家與老百姓都是這里活躍的因子，而且也沒有什么秘密，它的保留也很完整，并且沒什么死胡同，盡管從西面已經有新的房地產在延伸，磚塔胡同那傳教士宿舍風格的樓房已經處在最前沿。這里也是一個缺口，有一個戴著紅箍的醉酒的人，不知道屬于開發(fā)商還是屬于胡同，在陰陽之間，上前去摘了他的草帽也不醒來。這里只有一條西北向的斜路，通向大街。
你向西北斜穿過這些胡同，朝著過去任何人入侵北京的入口——阜成門的位置前進，你逐漸在正北面看見了另一座白塔——這白塔寺的塔可要比那文津街口北海的塔更迫近，后者可以在照片里成為悠遠的背景，前者則始終是一個巨大的腦袋，疊在照片中你的腦袋之后。
從白塔寺東墻的夾道穿過，進入內城西北的胡同區(qū)，寺的墻有許多出水孔，廟宇屋檐的雨從這里漏出來，使你一側身體永遠潮濕，另一側是住戶，這種排水方式，是因為有道路存在，哪怕十分狹窄，也成為一個可以釋放廢料的公共空間。
北京的胡同都是東西向的道路，但這片胡同向東的道路都是死的，都通向一戶人家，所以如果你試圖通過這片胡同走到西二環(huán)邊上，是不可能的。
魯迅的故居就在這片胡同中，這些故居也屬于城市的“私產”，正如巴黎那些“所有讓你渴望入住的公寓，擁有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擁有一個或者另一個控制巴黎市政權力、文學與時尚的經濟體的會員資格。”(亞當·戈普尼克《巴黎到月亮》)
我發(fā)現始終有一個媽媽圍著魯迅故居騎車，大約兩歲的兒子坐在車后座，大腦袋抵著媽媽的腰，睡著了，但媽媽一停車，孩子就會哭著醒過來，所以，那位媽媽實際上是在胡同里尋求一條閉合的環(huán)路，以便能永遠地騎下去，不用停車掉頭，這樣孩子就能好好睡過這一個漫長的下午。
她好像不是本地人，來這片北京的胡同租住不久，前段她為了孩子能有連續(xù)的旅行睡眠，甚至冒險騎到了西三環(huán)，是為一種無窮無盡向西的路感所吸引，北京東西向的大街太誘惑人向前走了，就好像那位把旅行變成檢閱行軍的河南老先生，他繼續(xù)向西，向西，地鐵始終在腳下，地下有人使勁拽著地鐵車廂的吊環(huán)，大地為之繃緊——向西——軍博，木樨地，八寶山，蘋果園，門頭溝，戒臺寺，被古今煤礦掏空了的馬鞍山，正在日夜向西滑動……
這些大局，可以從北京內城真正的制高點——北京內城西南角華北電力公司的了望塔看到，這個塔用以觀測全城的燈火，像有四個巨大的探照燈，觀察電路和燈泡，高聳入云，斜對面是牛街莊嚴的清真寺，再過去，是原本在胡同中深藏的北京法源寺，有150名英俊的和尚在那里求學，有的身上有洗刷不掉的紋身，這寺廟里放生著一只曾長著獠牙的兔子(后來因影響咀嚼，被和尚們鋸掉了)，有時直立行走，揪你的褲腿，乞討，不信你去親眼瞧瞧，它周一、三、五出現，有一個和尚攝影家在持續(xù)地拍攝它的變異。每一種寺廟在北京奧運會都有接待任務，面對不同的信仰。
而今天這位北京內城的媽媽則幸運地找到了環(huán)游魯迅故居的線路，它有暢通的假象，胡同里整天循環(huán)著她的鈴鐺聲。孩子有了漫長綿延的睡眠。
此時，在胡同外則是黃昏的下班人流，天色更暗淡，但是有落日的金黃披上來，面容光潔，人群再次充滿了街道，人群雖然在落日里很美麗，但是焦躁，無視形式，其實，我們剛剛所看見的、上述游蕩過的白天的城市也就是一場白日夢的形式。
此刻空間變成人群本身，這質地轉換的時刻，建筑家與城市規(guī)劃者的接力棒交給了研究人群的埃利亞斯·卡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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